人口战略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复旦大学EMBA

- 彭希哲 -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曾先后担任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

法学院院长、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等职务

人口问题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不同于20年前，那时我们谈到人口问题主要是讨论计划生育。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和人口发展态势的变化，人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我们现在更多关注的是人口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一个社会主体，在未来社会发展中有怎样的走向，会对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包括环境资源等各个方面产生什么影响。

当下中国人口的基本态势

现在中国人口的总量是13.75亿人，总和生育率水平全国在1.6-1.7左右，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中国妇女一辈子生1.7个小孩， 这在全世界来说也是比较低的生育水平了。 总人口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是76岁，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点差距。预期寿命有较大的地区性差异， 也有性别差异， 比如上海的女性预期寿命是85岁多，男性是80岁。女性较长的预期寿命是生理优势，但也可能会转化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弱势，因此需要公共政策来调整。

在出生性别比方面，我国从1980年代开始出现问题， 经过了很大努力现在将这一比例降到113，意味着大约每出生100个女孩，就会有113个男孩出生， 而正常值是在105-108之间。过高的出生性别比必然会对此后的婚龄人口的性别结构产生影响，导致婚姻挤压， 即一部分男性青年无法找到配偶。 按照目前的数字推算， 从现在直到未来20年间中国的适婚人群中男性比女性要多2-3000万人，导致婚配市场的结构性失调。

中国人口现在每年增长0.5%，这个速度在世界范围内来看是比较慢，与处于零增长上下的发达国家差不多。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总人口中大约有2.6亿人口处于流动之中，其中有2.2亿是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另外四千万是城市人口的人户分离。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以城市为主导的社会。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农民占大多数的社会，2010年第一次出现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相当的情况，而现在的城市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56%。不过请大家注意，虽然现在56%的中国人住在城市里，实际上其中只有不到40%的人口拥有城市户籍，另外有两亿在统计中归类为中国城市人口，实际上是没有城市户籍的外来人口。

比如在上海现在有2500万实有人口，常住人口是2400万，其中将近1000万是没有上海户籍的外来人口，还包括33万在上海常住的外籍人士。上海的外来人口，特别是外来年轻人口，已经构成了上海城市的劳动力主力。劳动年龄人口中，上海本地人比外地人少，因此上海的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外来人口实现的。

中国老龄化速度快、规模大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一种常态，也是中国和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出生人口越来越少，二是人口寿命越来越长，当然人口迁移也会影响到老龄化的进程。老龄社会的一个基本标准是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0%，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占7%。2015年全世界有70多个国家已经进入老龄化，到2050年的时候全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中将有150多个进入老龄化。

人口学家通常按年龄把人群分为三类：15岁以下的少儿人口，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以及中间的劳动年龄人口。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范围内老年人口的比例都在增长，而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少年儿童人口都在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持续下降，这是世界性趋势。

现在中国有2.3亿老年人口。我们在1960年代一年出生人口在2800万左右，过去十年每年出生1600多万，2016年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出生人口也只有1800多万。 出生人口的波动必然在60年以后直接影响到老龄化的状态。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从7%增长到14%的时间来看， 中国经过了27年，相比而言，法国用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由此可见，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快且规模大。

2016年开始全面实施“二孩”政策，我们预测在政策推行前五年中会有生育水平的提高，主要原因在于40岁以上的这部分人群，在原来独生子女政策下没有生二孩的机会，现在要在有限的生育年龄内抓住这个机会，因此前几年生育率会有增长，但过了这个阶段基本就平缓了。

2030年后人口红利将消失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 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和占总人口的比重都是不断上升的，最多的时候我们总人口中有近70%都是劳动年龄人口。大量的劳动年龄人口如果都能够充分就业，会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 形成所谓的“人口红利”。 学术界一般把劳动年龄人口和需要抚养的人口之间的比例， 即抚养系数，低于50%, 称之为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打开的时间。按照这个标准， 我国从1990年代开始， 机会窗口打开， 到2012年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达到顶峰， 此后就开始下降。这标志着能够收获我国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开始关闭，但不等于说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 整个过程要到2030年才会最终结束。未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会持续地减少，至于下降到什么程度，取决于现在的年轻人是否生孩子，生几个孩子。

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下降表示潜在劳动力供应的持续减少， 这将是我国未来发展的一个巨大挑战。按照预测，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动趋势和日本的历史趋势很接近。日本有20年时间劳动年龄人口维持在65%左右，从1992年以后开始， 这个比例持续下降， 其时间与日本的经济增长停滞同步。这就给我们一个警示，要避免沿袭日本经济发展与人口之间关系的老路。

人口红利机会窗口的关闭标志着人口负担的加重，最主要的应对之策就是提高未来劳动力人口的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以较少的但质量更高的劳动力替代以往数量大但素质较低的劳动力。 要做到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加大对教育的投资， 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

中国劳动力变化以及老龄化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随着人口流动，年轻的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而当这些流动人口年纪大了以后又会返回家乡或附近小城镇，两重压力使得农村和小城镇的老龄化压力比城市更大。

如何有效应对老龄化？

老龄化将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常态， 我们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再也不会回到原来的年轻化的社会形态了，因此我们不能以应急的态度来应对老龄化，而是要考虑到可持续的发展。 我们既要满足老年人口增长所形成的巨大的需求，又不能只把注意力聚焦在老年人身上，需要在不同年龄的人口中实现代际之间的公平。 西方发达国家在应对老龄化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教训都是我们可以借鉴学习的，但西方经验不能照搬，还是要按照中国的国情来办。 政府主导的老龄化应对是中国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传统尊老养老的文化传统以及大国的规模都是我们有效应对老龄化的优势所在。

首先，我们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能力衰退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力争尽可能延长身体健康的生命时间，尽可能减慢身体能力衰退的过程，延长健康寿命，最后在走向生命终点的这个时间也尽可能得缩短。要做到这点，就要实践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从出生到成年到年老都注意自己的健康保健， 仅仅到了老年才注意养生保健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我们需要改变整个健康医疗模式。过去通常是以医院和医生为中心，以治疗疾病为重心，现在逐渐转变为以患者为中心，而今后是以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为中心，以健康促进“防未病”为目标，通过健康中国让中国人活得更健康更有质量。

第三，关于我们的家庭模式。中国经历了家庭结构的显著变化。原来的家庭模式是一个老人下面很多孩子，后来发展为一对夫妻两个孩子，再往后是4-2-1家庭； 随着寿命的延长， 可能会逐渐演变到一对夫妻上面有4个父母、八个祖父母和两个孩子。家庭模式的不断变化，也在改变家庭承担传统社会功能的能力。如何制定合理的家庭政策，帮助家庭提高能力，让家庭继续发挥养老抚幼等功能，这是一个公共政策的重要目标。

最后，对于我们企业家而言，从现在到2030年人口红利走向尽头的这个过程中，需要考虑如何提升教育水准，让未来人口拥有更好的技能和知识，实现以质量替代数量。另一方面，也可以考虑如何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人口红利的机会。过去改革开放30年，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资本和中国廉价劳动力赚取了巨额利润，现在我们中国的企业要积极走出去，为我们国家的未来发展创造和积累更多财富，这也是从人口学的角度解决老龄化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