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与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复旦金融资讯

原创 2016-03-21 复旦发展研究院 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家俱乐部

2016年3月17日，由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ICE）与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联合主办的“中国大问题”讲堂第6期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大金报告厅如期举行。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分享了对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和当前经济政策的思考，陈钊、寇宗来两位教授进行了精彩点评。

本文根据主讲人张军教授的演讲现场录音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今年两会召开之前，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将中国的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在此之前，金融大鳄索罗斯也在唱空人民币。因此今年的中国的“两会”格外受到国内外关注，全球市场都希望能从“两会”中获得一些关键信息，来消除对中国经济开始步入下行趋势的疑虑。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宏观经济和生态将会对全球经济走势造成巨大影响。奥巴马总统也表示，“美国更应该惧怕一个衰落的中国，而不是一个崛起的中国”。那么未来的中国经济将会是怎样的，中国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日本？张军教授分享了对于中国经济减速现象与增长趋势的看法。

2003-2007年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11.6%，处在特别高的水平；之后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使得增速放缓，但由于四万亿政策的刺激，2008-2011年这个阶段，经济增速仍保持在9.6%；总体来看，2002-2012年这10年间，中国经济平均的年度增长为10.2%。而明显的经济减速发生在2012年以后，2012-2014年经济增长率已经跌破8%（为7.6%），同时近期的价格指数差不多在1%的水平，中国经济通缩的现象好像也开始出现。于是大家开始担心跌破8%的经济增速是不是永久的，以及中国经济是否还能回到2012年的增速水平。

张军教授并未从宏观角度来探讨经济的短期波动，而是希望运用经济增长理论，来理解近20-30年间东亚经济的发展变化，以及今天中国经济的现象。其演讲分享从以下四大要点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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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经济增速和潜在增长率变化的基本概念框架是“条件收敛假说”

“条件收敛假说”来源于Barro和Sala-i-Martin扩展的新古典增长经验学，即劳均产出离开稳态越远，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TFP水平与其长期水平值的差距越大，通过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技术模仿与扩散实现追赶的机会越大，从而收敛其稳态水平值的速度越快；反之，当劳均产出与稳态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时，潜在增长率水平会慢慢下降。

这一假说中包含三个指标可以用来衡量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与稳态水平之间的差距，一是物质资本，中国的人均物质资本存量值大概是发达国家的20%不到；二是人力资本，比如平均受教育年限等；三是全要素生产率TFP。

张军教授随后将战后实现经济超常增长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放进该框架中进行解释，假设美国的劳均产出水平代表收敛的稳态水平，数据显示，这些国家在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提高，即不断缩小与美国差距的过程中，平均增长率确实在下降。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6年间，人均GDP从位列世界倒数到目前达到美国人均GDP的23%，从“条件收敛假说”角度来看，经济增速的下降可以解释。

以韩国为例，张军教授考察了1960-2010年间，物质资本、人力资本、TFP三大指标对收入收敛的贡献程度，在韩国与美国人均GDP收入差距缩小的过程中，人均的物质资本水平的贡献度最大，其与美国人均物质资本水平的差距的缩小速度最快。人力资本简单使用受教育年限来度量，差距同样在不断减小。其实按照受教育年限来度量教育水平的话，东亚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与美国的差别很小，中国现在也大概达到美国的60%。最后，TFP角度来看，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在追赶美国经济的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很快。但2010年与2000年相比，韩国TFP的增长其实恶化了，若韩国的TFP能维持2000年水平继续增长，韩国人均GDP会比现在相对于美国70%的水平还要高，TFP的恶化也是韩国一直在反思的问题。

我们想要判断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到底是短期还是长期的问题，其实就是关注于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若从“条件收敛”角度理解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变化，最重要是探究中国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三项指标与美国具体的差距是多少。张军教授使用佩恩表数据为我们进行了对比。总体来看，我国在这三个方面与美国的差距还比较大，TFP方面，尽管中国过去TFP的增长率比美国快，美国大概是1%左右，而中国可以达到3%-4%，缩短了一部分与美国的差距，但是最近10年，中国出现TFP恶化现象，增长率下降到1%-2%的水平。其实由于发达国家必须通过研发来驱动TFP的增长，而发展中经济体通过技术的引进和扩散可以相对更加容易地提高TFP，因此发展中国家TFP增长一般快于发达国家，大多数的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在90年代后期TFP的增长率均在4%左右。

因此很多人会担心中国会不会像日本一样，经济陷入长期的不增长趋势。但其实根据佩恩表，中国2011年的人均GDP（10538）相当于韩国1989年的水平（10666），日本1968年的水平（11070）；但以相对收入水平来看，中国2010年的劳均GDP是美国的15%，大概相当于韩国1970年的水平（13%），日本50年代初的水平，因此中国经济发展仍具有较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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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持续降速，日本和韩国都没有达到其人均产出的潜在水平或稳态水平

战后经济实现超常增长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中，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因为是城市经济体，并不典型。虽然日本和韩国的经济体量相对于中国来说还是很小，但张军教授认为，这两个国家对中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日本和韩国在50年代和60年代分别加速了资本积累，不断加速追赶美国，但实际上到现在为止，他们的人均产出和收入仍然未能达到美国的水平，均为大概70%左右。

而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条件收敛”现象往往并不能完全解释日本和韩国经济增长下降的幅度，这个降幅很大，并且持续时间很长。因此，现实的经济情况比“条件收敛假说”中解释到的经济增速下降要更加恶劣，张军教授认为，这跟经济体受到的外部冲击有关。

日本经济曾经经历过20多年“奇迹般”的增长，人均收入曾经一度达到美国的接近90%，但到6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的第一次非常明显的降速发生，从10%下降到4%左右。“收敛假说”无法解释如此快速和大幅度的下降，张军教授引用日本经济学家的其中一种解释来说明，认为这跟日本经济面临的外部经济因素有关，一是尼克松冲击，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日元升值；二是73年的中东石油危机，导致石油价格上升。张军教授还提到了日本另一种观点，认为60年代后期，日本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停滞，甚至出现反向流动，开始从城市向农村流动，从而导致日本的TFP出现下降。当然，相比较60年代的这次经济增速下降，张军教授认为日本在90年代的增速下降更加值得关注和研究，从90年代至今，日本经历了“lost decade”，经济几乎不增长。

同样地，张军教授也详细介绍了韩国经济增速下降的情况。韩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次降速在80年代，第二次更明显的降速是在90年代后期东亚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开始进入较为长期的低速增长，尽管期间韩国很努力地在恢复经济增长，但到目前为止仍然低于80年代以前。

因此，现实的经济情况比“条件收敛假说”中解释到的经济增速下降要更加恶劣，张军教授认为，这跟经济体受到的外部冲击有关。

综合对比日本和韩国情况，结合相对收入情况，张军教授指出，日本和韩国经济的第一次降速都发生在人均相对收入达到美国20%左右时，日本在90年代经济第二次降速时，人均GDP已经达到美国的70%左右。并且日本和韩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同时，TFP也在下降。张军教授认为这一点提示我们，这些高增长的经济体真正遇到的问题不是“收敛”的速度很快，而是受到了外部冲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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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韩国经济增长持续降速现象归因于结构粘性，不能很好地缓和需求冲击

    “条件收敛学说”不能完全解释日本和韩国经济增长的持续降速，张军教授认为，这归因于结构的长期不平衡，因此经济体难以缓和外部冲击，特别是外部需求冲击。

其实这种结构粘性具有双面性，经济体的发展与所谓的“稳态水平”相差比较远时，结构粘性也是经济的发展速度比较快的一个因素。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中国，与制造业相关的贸易出口部门都是经济增长的领先部门，经济数据印证了这一点，韩国的出口占GDP比重最高时可以达到65%，由于中国属于比较大的经济体，这一比重最高的时候大概是35%，现在大约下降到30%以内。制造业的贸易出口占GDP份额较大，一方面会引领经济快速发展，同时技术的引进、消化和扩散也很快。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久而久之会带来结构失衡，国内的服务业发展受到抑制，这已经成为日本和韩国经济公认的较为严重的问题。当然，这种经济体内，金融市场也不发达，企业部门融资基本依靠银行，处于过度负债的局面。

结构长期不平衡的经济体很难缓和外部冲击，当外部的需求下降时，本身负债率已经很高的国内制造业部门很容易不景气，而服务业的发展又收到抑制，很难进行部门之间的资源再配置，因此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下降，这也是超常增长的经济体普遍面临的问题。

    基于佩恩表，张军教授展示了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国际比较，可以看出日本、韩国和中国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都很快，但非贸易部门生产率却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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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期来说，结构变化是减轻外部冲击的关键

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外部冲击很难避免，在过去的20年间，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发生次数可能不少于千次，一定意义上说，外部冲击是常态。因此张军教授认为，经济体能否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关键在于是否具有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将目光重新放到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讨论上来，GDP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劳动力增长，这是讨论经济增长最基本的框架。按照新古典的框架，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劳均资本和TFP增长率的加权，即：劳动生产率增长率=(1-a)Ln(k/l)+Ln(TFP)。如果我们关心的是部门之间的结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也可以分解为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加权。

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大概相当于美国的20%，处于很容易受到外部冲击而造成经济减速的阶段，因此探讨中国经济如何应对外部冲击是很重要的问题。从佩恩表看，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在2008年以后确实出现明显回落，下降速度很快，现在估计处于5%-6%的水平；同时因为我国的工作年龄人口的份额在2010年就达到了峰值，使得中国的就业增长率不高，基本在0.4%左右。因此我国GDP的增长率几乎等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有关于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坏消息”。第一，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00年以后基本都下降到1%-2%，张军教授认为，这跟08年金融危机后，需求收缩造成我国制造业收缩有很大关系；第二，从3000-20000美元收入水平的经济体的横向比较来看，中国的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偏低。

“好消息”是，从官方数据看，2012年以后，服务业的占GDP比重开始上升，其就业比重也超过了制造业。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将有助于结构调整，来缓解我国经济面临的外部冲击，避免像韩国和日本一样遭遇经济增长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