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性储蓄动机-中国持续增长的性别比例与储蓄率|复旦大学金融课程资讯

魏尚进、张晓波 |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校友

如何解释中国储蓄率在过去二十年间的快速提高是一个十分具有吸引力的话题。就以往理论而言，生命周期理论（the life-cycle theory）（Modigliani，1970；Modigliani and Cao，2004）认为人们会在一生中工作的年份增加储蓄，但这种理论已被证明在家庭层面并不成立（Chamon and Prasad，2010）。预防性储蓄动机理论（precautionary savings motive）指出人们会为处理今后的不测事件进行预防性的储蓄准备，但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和公共医疗服务体系恰恰在过去二十年间获得了长足进步。低水平的金融发展理论（low level of financialdevelopment）将高储蓄的原因归结为国家低的金融水平，这显然也与中国金融业快速发展的现实不相符合。最后，由于文化被认为在短时期内的不变的，故而对储蓄率增长基于文化信念的解释也不能成立。

魏尚进和张晓波在他们2011年发表于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JPE）上的文章（值得一提的说，该论文获得了2014年度第十六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以全新的理论解释了中国储蓄率的上升，即所谓“竞争性的储蓄动机理论（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他们认为，人们储蓄的原因是为了谋求在婚姻市场上更有利的地位。具体而言，当性别比例（按本文定义，性别比例=适婚男性人数/适婚女性人数）上升，那些养儿子的家庭会为应付婚姻市场上增大的竞争压力而提高储蓄率。但相应的，养女儿的家庭却不一定会降低储蓄率。原因在于它们同时拥有影响其储蓄行为的两种动机：其一，未来女婿的高储蓄率和搭其便车的可能性使养女儿的家庭降低了储蓄率；其二，为提高女儿在未来家庭内的地位，养女儿的家庭又会提高储蓄率。二者的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抵消。

本文分别利用家庭层面和省级层面的数据验证了上述理论。其中，家庭层面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与作者在贵州的调研所得；省级层面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等。

结论

本文作者提出竞争性的储蓄动机理论，以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之谜。他们认为，不断提高的性别比例才是造成中国储蓄率在过去二十年间不断提高的主要原因。具体而言，为应付婚姻市场中日益严峻竞争形势，养儿子的家庭有强烈的动机进行储蓄，以保证其儿子在竞争性婚姻市场上的优势地位。与此相应的，养女儿的家庭既有增加储蓄的动机，亦有减少储蓄的动机，故而其储蓄行为与性别比例变动的关系并不显著。本文作者分别用家庭层面和省级层面的数据验证了这一新理论。